初平年间，他随马腾征战羌氐，在平阳之战中亲斩袁将郭援，以“阵斩敌酋”的壮举奠定了西凉猛将的威名。
这段经历，让庞德对马腾家族产生了深厚的归属感，毕竟在军阀混战的凉州，只有马腾这样的“槐里侯”能代表朝廷权威。
然而命运的转折出现在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。
马腾入朝为卫尉后，庞德转隶其子马超麾下。
这位少壮的西凉领袖虽勇冠三军，却在政治上屡屡失策：先是贸然起兵反曹，导致马腾及宗族二百余口被曹操诛杀；后又在张鲁麾下受猜忌，竟抛下卧病的庞德投奔刘备。
这种被故主遗弃的遭遇，彻底动摇了庞德对西凉集团的信任。当曹操平定汉中、张鲁归降时，庞德的选择看似“背叛”，实则是乱世中寻求新归属的必然。
反观曹操对庞德的礼遇，堪称乱世君臣相知的典范。
他不仅封庞德为立义将军、关内亭侯，食邑三百户，更在襄樊之战前力排众议，让这位“西凉降将”担任先锋。
这种信任，在曹操阵营中极为罕见，要知到当时的于禁、徐晃等宿将皆对庞德心怀猜忌，只因他的兄长庞柔正在蜀汉为官。
而曹操的回应是：“令明果然勇气可嘉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命你为前部先锋，务必要给关羽一个教训！”
这种用人不疑的胸襟，彻底征服了漂泊半生的庞德。出征前，他特意命人抬棺而行，誓言“此去或擒关羽，或被羽杀，我终不还！”这一举动，既是向曹操表忠心，更是对自己漂泊生涯的终极救赎。
庞德为何宁死不降？
庞德的拒降，绝非简单的“愚忠”，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。
其一，曹魏的正统光环与个人信仰的契合。尽管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被后世诟病，但在当时士人眼中，汉献帝仍是法理上的正统。
庞德在被俘后痛斥刘备“庸才”，实则暗含对蜀汉合法性的质疑，刘备虽以“汉室宗亲”自居，但其势力崛起于益州。
与曹操“奉天子以征四方”的政治优势相比，终究少了份名正言顺。
这种对“正统”的执念，在庞德的话语中表露无遗：“魏王带甲百万，威震天下”，短短数字，道尽他对曹魏政权的认可。这种认可，既是对现实政治格局的判断，更是西凉武人对“朝廷”传统的本能追随。
其二，曹操的知遇之恩与曹魏的制度保障。
曹操对庞德的重用，绝非表面文章。据记载，曹操不仅亲自为庞德松绑招降，更在事后命他随曹仁平定宛城叛乱，将其纳入核心军事体系。
这种信任，与马超的“弃之如敝履”形成鲜明对比。
其三，个人气节与历史评价的双重枷锁。作为三国时代的“降将”，庞德的处境尤为敏感。他早年随马腾、马超，后归张鲁，最终降曹，若再投靠刘备，将坐实“三姓家奴”的骂名。这种历史污名，对心高气傲的西凉猛将而言是无法承受的。
最终以“竖子，何谓降也！”的怒斥，完成了对自身气节的最后捍卫。
庞德之死
庞德的抉择，恰似一面镜子，照见三国乱世的众生相。
与于禁的对比：忠诚的两种面孔。同样是曹魏名将，于禁在被俘后屈膝投降，而庞德却慨然赴死。这种反差，不仅源于个人性格，更与两人的经历密切相关。
于禁是曹操“五子良将”之一，追随曹操三十年，深谙官场规则；而庞德作为降将，唯有以死明志才能证明忠诚。更讽刺的是，于禁归魏后遭曹丕羞辱，最终郁郁而死；庞德却被追谥“壮侯”，其子庞会封侯拜将，家族荣耀延续数十年。这种结局的反转，恰似历史对“功利主义”的无情嘲弄。
与关羽的惺惺相惜：忠义的殊途同归。关羽劝降庞德时，或许想起了自己“土山约三事”暂降曹操的往事。
两人皆以忠义著称，却因立场不同而刀剑相向。
他们既是历史的棋子，也是自身信仰的殉道者。
对蜀汉的警示：人才策略的致命缺陷。庞德拒降，暴露出刘备集团的深层问题。
马超归降时，刘备虽封其为平西将军，却始终对这位西凉枭雄心怀戒备，仅让他“督临沮”而不委以重任。
这种猜忌，自然波及马超旧部。
庞德在张鲁麾下时，曾与夏侯渊、张郃等曹将单挑，武力值备受认可，若刘备能以“纳降”的胸怀争取，未必不能为己所用。但蜀汉对西凉势力的边缘化，最终将庞德推向曹操阵营，错失一员虎将。
结语：
他拒绝向关羽下跪，更拒绝以背叛换取生存，最终在刑场上留下“宁为国家鬼，不为贼将也”的绝唱。
他的死，让曹操“闻而悲之，为之流涕”，更让关羽在惋惜之余，不得不承认“庞令明真乃忠义之士也”。
庞德的故事，是乱世中的一曲悲歌，也是人性光辉的永恒注脚。
他诠释了乱世之中，在权力与利益之外，还有一种东西叫信仰；在苟且偷生之上，还有一种选择叫气节。当我们在史书中回望这位白马将军的背影时，看到的不仅是三国烽烟的一角，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“舍生取义”精神的生动写照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